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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中空锦盒的抛光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2-12-04  

中空锦盒的抛光




真想初在襟
  ——陶渊明

他日闻更直
  ——张九龄

乘兴宜投辖
  ——高适

坦腹江亭暖
  ——杜甫

你应当赞美这残损的世界。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对《神曲》的欣赏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假如你从一开始就一无所得,那么,你可能在读完全篇之后也不会有什么收获。
  ——T.S.艾略特

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
  ——歌德





  这本诗集(黄灿然《奇迹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看上去无需某种解释——或可说,去解释这本诗集中的诗情画意几乎是多此一举——其中,一首又一首诗都具有一种不言自明的特征和情感,不存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信息上的不对称,读者要了解诗的意思与情义,不必再要求这些诗以外的媒介补充什么资料,由它们再提醒读者要注意什么言外之意。应当说,这些诗自己也明白,在这里,读者会觉得他们跟作者之间没有什么隔膜,犯不着由一个文学批评家(一篇散文的作者)来两边讨好,拉拢二者的距离,引发其他方面的思考。就好像双边贸易已经顺利开展,不必再迎来一个税吏,清算各自的所得。作者可能认为该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已经足够直截了当,犯不着再来一个中介做一番倒手的生意,而读者毅然从诗句中聆听到诗人的心声,并不渴求再来一份关于作者生平或阅读指南的参考书,他们为自身受到了感动而觉得这些诗是无需他人的协助就能弄懂的。读者甚至觉得除非批评也有类似这些诗的风格才对得起这些诗,否则,其他风格的批评都难以匹配这些诗的初衷,索性依照一个阅读者的权利把多余的批评抛诸脑后。
  不过,从批评的角度看,越是面对读者这般认识状况,其实越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以证明它确实有伫立一旁,为人提供某种坚实可靠的依傍的作用与义务。简言之,批评总可以做点什么,尤其是当众人一致认为这儿没有它的事了,它反而能够激发自己的潜能,用自身结构的新面貌来证明自己很能干。事实上,当批评参与一本诗集或一首诗的解释(反解释)时,它不仅仅是为了解释什么,还承揽了演示自己在如何更自觉地解释一个问题的任务。读者急于从文学批评中——有别于诗的散文——看到什么提示,可能会因为散文优雅地展示自己的尺度而迟迟得不到满足;这个时候,读者应有心理准备:他们不只是诗的读者、眷顾人,还应当是散文的观众与卷帘人。
  就这本名曰“奇迹集”的诗集来说,一篇散文想说点什么,才使自己有别于普通读者,比普通读者更多一些感觉,更有读法上的谨严,同时,又出乎作者的预料,做到了诗想做但又不方便做的事情,这就需要散文解决好——触及到——以下问题:

1. 这本诗集中的诗篇存在哪些醒目的特征?诗与诗之间的共性有哪些?最能焕发文学批评家热忱的是什么?
2. 在这本诗集中,作者个人写作史上迎来了一个怎样的高度或斜坡?它是否改观了以前的写作史面貌?
3. 这本诗集受到了早期诗人怎样的影响?它又能施加什么影响给后来者?
4. 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它的陌生化、宏愿、出发点各是什么?它提供了一条怎样的出路?
5. 它是否算得上一个时代写作规律、阶段性特征在一个特殊诗人身上的投影?诗神的眉目在作者身上得到了一次融洽的依附,当读者这么认为时,他们把作者看成了一个怎样的人?简言之,这本诗集的作者富有什么吸引力以及作为一个记录者,他有什么特殊性或特殊意义?

  文学批评(散文)给人的感觉是它可以往深处挤压,发现一个不被人注意或描述过的泉眼。仿佛它始终保留了一个优先权:它可以优于别人来看一本诗集的内涵。对于眼前这本朴素的诗集来说,不少读者会认为诗已经做到了朴实无华、有话直说、真情实意(不兜圈子),没理由再添油加醋地解释它们的特殊滋味,也没有必要在品尝了诗这道佳肴之后还去打听其中放没放或放入了多少油和醋。散文俨然多余了。可以说,正是对这堵墙——读者会认为貌似精妙和复杂的散文是一次故弄玄虚,乃至于构成了对他们理解力的一次含蓄挑衅——的猜测,激发了散文的演出。
  之所以在一篇论及诗集的散文中频频提到“散文”与诗的关系,除了表明一次发生在诗作之后的文学批评打算做到什么、尽到什么义务之外,还包括另一个考虑:读者不免觉得这些诗太散文化了。并且,关于“散文化”的这个判断通常是怯生生的贬斥意味。应当说,到了一个关键时候:认识“散文化”这个情况的利弊和它对新诗起到了什么作用。诗的散文化作为一个印象、一个总体判断,与一种诗学发展脉络、一次现实需要,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别:当我们断定这里有一些散文化的痕迹时,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方面的话题:其一,我们带有先前关于散文化的概念或不好的印象来声明一个判断,认为在这本诗集中找到了一个例证;其二,这个例证增强了我们关于散文化——散文的感觉洋溢在诗中——的正面的、积极的新认识。
  容我慢慢言之。我认为,在这本诗集中,如果非得谈论“散文化”这个问题不可,就会随着谈论时的瞻前顾后,促使我们发现在谈论之前所持的关于散文化的消极看法存在某种不当之处,也就是说,我们会在谨严的谈论中出乎意料地发现散文化并不是一个坏消息或坏结果。我们一方面毫不迟疑地判断这本诗集弥漫着散文化的气息,另一方面,就会逐步认识到诗的散文化极有可能是新诗的一种基本属性或品格。这是我们在展开谈论之前——尝试去写一篇散文来历数得失之前——很难触碰到的一个事关新诗前景的诗学话题。
  散文化可能是新诗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尽管我们在写作中屡屡感觉到有必要加大诗行之间的间距,保持某种想象力的跳跃,避免太过流畅与紧凑地以几行的姿态表述一个复句,但是,我们时时发现衔接紧凑、自由分行并不会必然造成一首坏诗;简言之,散文化并不一定导致诗的毁损。或许,作为一种诗体的鲜艳特征,散文化带来的口信一直未被当代诗人充分接收。可否这么理解:诗的散文化是一条必由之路,既说明新诗挣脱传统诗歌品格的努力,又表明新诗有能力找到抑制散文化泛滥的良策?如果我们认可散文化的重要性,也就同时考虑了一个抑制它产生副作用的办法,即使这个办法还没有显灵或屡屡奏效,但至少我们动过念头去抑制与防范它。我们甚至可以笼统地把这些抑制措施称之为“去散文化”。
  我们首先认识到,这些诗就是散文化的礼物。并且着手估算这里透露了多少作者关于散文化发展到了、运用到了哪一个阶段的申明;这种散文化方式是一个突破、截止,它是否预示着一种更佳的散文化情境位于某处?我们必须适应作者在这种语调和措辞结构中造就的气息,辨别气息中的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将拓展我们关于散文化的见地,成为我们写作时可观的一条直路或一块立于路口的指示牌,另一股力量则继续折磨我们,让我们看不清散文化的好坏和真貌,就好像一头猛兽撞翻了我们用以理解新诗进程的标签盒。
  我们说这些诗存在着一种可称之为“散文化”的特性,应该是从两个方面观测得到的感受:其一,修辞结构上的松弛有度,不修边幅似的,在具体的叙述进度上,作者不去计较是否有一些更好的词或说法,就像是直接从桶子里倒出的泉水和鱼,没考虑鱼水的先后关系;其二,情感上不追求一种悬念与出其不意,有一颗平常心,说的是心里话,就好像他把刚刚用过的划桨平静地递给下一个游客手里,这里所流淌的情感模式都是日常性的、素朴的、低姿态的、守住本分的。可以说修辞结构与真情实感二者相互给力又相互卸除对方的历史负担,使得读者现在看到的散文化形式站稳了脚跟。



  这些诗——它们的性质将逐渐被人发现,直至读者的兴致得到了某种相反的抑制——有力地区分了两类读者(但并不是造成他们的对立):一类是凭着直觉喜欢上了它们(连同它们的作者)的读者,他们只需指出喜欢其中哪一些作品,却不必为说明缘故而操心,没必要用一把标尺恢复某种审美秩序;另一类读者则是把这些诗作为一种可观的、客观的、一定可以供给更多侧面形象的被谈论的对象来看待,他们试图找到作者技艺上、观念上、写作阶段上的得失平衡点,或可说,他们力求比第一类读者更为多情,期望做更了解底细的侦察员,通过摸查这些诗的筋骨与衣襟来比对自己探险用的工具箱与这些作为审视对象的诗的吻合度。
  如果我们在扮演读者角色时,没有意识到以上的划分,就有可能发生一些审美情趣上的争执,互不说服,也不能促成诗作为一个契机带给我们更多奇遇的其他履历。作为一种被散文谈论的诗,不同于作为一种为人(甚至无理由的)喜爱的诗。准确来说,在散文中重读这些诗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喜爱的重点,也不仅仅为了重复自己喜爱某件东西的心声,而是要发现一些别的什么端绪。尽管喜爱这些诗的读者无需通过散文的协助来加深自己的理解,但是,他们并不是全部的读者。散文接下来可能不太会更多地照顾到他们的利益,而是为发明散文自身的读者——刚好他们也是诗的特殊读者——默默用工。
  之所以使用“特殊读者”这个词组,是因为诗人在多个场合中回顾这些诗的意义时,认为它们能引起普通读者——不写诗的或平时不太读诗的读者——的喜爱,就已经达到了目的。仿佛这些诗在写作时就构想了第一读者的基本形象;这一点很关键:它们一首接一首被创作出来,保持某种连贯性,却基本采取了放下架子的措施,与并不具备太多诗学素养的普通读者平心而论,并没有被一个苛刻的知音或某个宏大的宿愿所阻碍。每一首新作的递增,仿佛都在强化这方面的认识与思想准备,这里,正在发生的一个个场景、一个个感触,不是为了掺进乡愁的洪流之中,而是为了不错失并重塑一个都市闲逛者——力求不同于波德莱尔——的形象,它的着眼点不是过去文明的火炬,而是活生生的街头戏剧,一种当下的、现实的、直接的情景。
  这里包括了对一个诗人俯拾即是的能力的观察:任何物质、任何人、任何观念的化身、任何等待着被排比句召唤的碎片,都是诗——都是诗的材料,都是诗的基因,都是诗的节奏。当然,其中富含一种博爱精神,毫无阶级差别的眼光、万物等同视之的态度,以及为流动不居的人群赋予某种精神光辉的心愿……共同编织着这件织好就拆的温情披肩。
  与普通读者不同的是,特殊读者不会仅仅认为这些诗来源于一挥而就的直抒胸臆传统,是作者不假思索,犹如神灵附体,不讲究技巧而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就好像是一次次不需用力的分泌,他们会寻找这些诗篇中依然可以搜罗到的共性与人力所留下的弧度。他们并不停留在作者的自述中:“毫无准备,毫无来由,毫无预兆”、“诗自己找来”、“现在是诗在写我”。特殊读者并不相信天生神力,依然认为这里有一份经验的存折和一本技巧秘籍。他们严格地观察、比对,以发现造成这本诗集当前整体效果的原因。实际上,这本诗集对于作者来说,带有某种突然的开窍,有一种新奇状况的来到,仿佛一下子理顺了众多的关系,找到了直言其事的得体方法,尤其是这种方法竟然持续地说服了自我,从而,把这本诗集的新情况变成了自我属性的拓展。在这里,特殊读者很有必要关切到作者的觉醒与决心是如何携手共事的。也就是说,特殊读者要注意到作者写这本诗集过程中不断激发的勇气。
  同时,特殊读者为了对得起“特殊”这个头衔,也会在注意这位单个作者时观察自己谈论这个人的勇气。有什么情绪涌起,正好用来分析这个作者写作的特征?这是特殊读者必须反躬自问的。即便是对方连续打出三张“毫无”的好牌,看起来特殊读者就要输掉一次角逐,他们也要去考察这些已生成的、奠定了基础的诗句还能不能作为其他人写作的范例:它们预示着一次风格的完熟与完成,就好像碗橱已经整理得干干净净,其他人还有什么活可干呢?事实上,特殊读者也会遐想:抵达了这一阶段的诗人下一步会朝向哪一个发展方向呢?这一把风格光束还会照射到哪一块黑土地上去?
  在实际的调查中,特殊读者并不会断然认为这些排列在同一个目录中的诗果真是浑然一体的;它们中肯定有一些特例:这些诗中之诗一定起到了调节呼吸的作用,它们恰恰能满足极少数眼尖读者的愿望,展示挣脱出注定成为一个完整系列的成员的主观努力,它们是多数诗——“家庭成员”——面临与倚靠的非诗因素。可是,他们如何找到这些例外原则呢?这也是散文必须考虑的一个使命。如果特殊读者被对方的形势搅乱了方寸,除了探讨给诗取标题的艺术之外,至少还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力求扳回局面:其一,这些诗中长短不一的规制遵循了一个什么秘密的吁求?尤其是那少数的五行以内的超短诗有一个怎样的生成法则?其二,这些诗最终借助一种怎样的尾声来谋篇布局?也即,观察这些诗在结尾方法上的共性,或可成为散文最终赖以立足的基石。



  单个的诗——要分清楚单独存在并流通的诗,与依托于一本诗集的诗——如果从诗集这个情感组织中脱离出来来看,它会有一点柔弱、平淡,不过,一旦重又归入这个组织,以一本诗集的风格代表而论,读者又会发现它承担了一种引导读者深入认知“柔弱、平淡”这种观感的使命:帮助读者从中感受到更多的东西或发现自我感受的多样性;作为一本诗集的导论或索引,单个的诗往往明确无误地提醒读者它来自一个成熟的、幸运的体系,它造成读者对这个体系的好奇。
  读者在判断单个的诗的价值时,实际上面临几个必须同时予以解决的问题:其一,单个的诗两两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二,单个的诗在展示自身的意趣以及一个作者的写作目标时,会在它的开端或结尾分别留置了另外两首诗的念想,比如说,这是一首具体的诗,在创作之前,作者已树立并实现了另一些质地相当、特征类似的诗,现在加入这一首诗,是打算强化已有的某种谓之整体风格的印象,还是力图产生一个边际效益,在已有的边框之外溢出另外的分寸?而在结束了一首诗时,摆在眼前的这首诗存在什么未竟的心愿,需由下一首诗来弥补或促进?其三,一首具体的诗与诗集中某个成员的关系更紧密,与另外的成员却更疏远,这种亲疏关系的发现算得上一个特殊读者应尽的义务吗?其四,单个的诗是在独揽某个风景、单干,是耽搁了整体风格的部署更好,还是主动地、默默地承担一个笼统规划下的某一单项审美原则的兑现更好?
  实际上,单个的诗纷纷向预先空置在中心的锦盒抛去了一束光芒,读者很好奇的是,这个盒子预计何时会盛满光辉呢?也就是说,作者打算写这种类型的诗到一个怎样的数目为止?荟萃于此的单个的诗统统心甘情愿地成为“诗集”——这个惟一可称之为完工产品的终结者——的骨骼或胳膊:它们各自正是为了诗集的诞生而写吗?
  作者也许事后总结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动声色的分泌过程,就像是一紧张就冒汗那么自然;这些诗主动来找他,而不是他刻意去找诗意的落脚点。他仿佛成了一个作用并不是最关键的通道、中介:他本人只是负责把日常所见所闻如实、平易地“讲述”出来,抛洒出来,让自己的感触——精神负担——抛舍得一干二净,而让自己重返本初状态。也许这些诗,诗集中的一部分又一部分都是如此,它们本该在同一时刻尽数诞生,但是承担“讲述”义务的人力有限,也就变成了一首接一首的持续的劳作,本来是同一个时间点的含义的产生,由于同时性无法做到,出现了记录和讲述中的历时性,于是,一首诗与另一首诗在写作日期上的间隔就演变成了一个超出同时性问题的复杂话题。
  读者不免认为,这些诗——由本应各自在同一时刻一口气写出来一些诗构成的几个部分组成的诗集——是对一系列由来已久的诗学问题、人生观问题的一次有组织的、一揽子的解决:这些正在积极形成、汇聚和造就某一种关键风格的诗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写作的理性判断,但随着写作函数的不断揭秘、写作方程组的根的逐个摸底,作者逐渐会容忍一种越过边界的意识蔓延,这些有限之诗俨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他最大程度地把自己的真实生活抛入那个中空之盒。把他作为一个有机个体的人的种种情感、时间属性、累积的诗歌创作经验、阅历一概抛入,这种竭尽全能、惟一的决心确实带来了一种抛光“一切”的感受:一切均可入诗,一切均可通过诗来形成一个宇宙,一切时间与空间都在他这个中间人身上体现。他近几年的生活轨迹,两点一线的轨道上无限生发的记忆与景象,以“一切”的名义倾诉并令人倾倒。
  这个中空之盒也许之前是绚丽的、带有花纹,但随着这些诗——不同于他之前的诗——的抛入,锦盒变成了素盒,表面平实无光,完成了一次诗集作为一个器物的重新定义;也许,这个盒子前些时候朴素无华,还没有灵光一闪,而现在,经受这些诗的精魂萦绕,它成为了温暖人心的锦盒,拥有一种妥善的、正当的、适可而止的华丽;也许,这些诗抛入了一个锦盒——我们想象它是中空的,至少是未满的状态——是在演练诗的加法,但同时,读者也有理由设想这些诗的作用力很可能既使盒子抛光而散发金属的光彩,又使盒子重新被理解为空无,也即锦盒之中的种种光辉随着诗的数目增多反而在泄露而尽,被彻底地抛个干净、流光四溢。
  如此一来,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了,中间环节除了作者这个人之外,还有“诗集”这个载体,以及“中空锦盒”这个象征。读者在理解都市生活中的、“街上”的物性如何转化为人性光辉时,务必同时考虑到这三个中间因素起的作用。



  如果读者积极去找寻、归纳这本诗集中诗与诗之间的关系或交集,既有惯用词、管用的场景的统计,又有写法上的相似性、情感纽带拉扯的力度的观察,具体而言,特殊读者可以问自己:这些诗中以第一人称“我”来统摄人与物、自我与他者的种种关联是否最为合算?读者应如何理解这些诗一概从一个主体的视角——惟一的立场——来看尘寰?或许,这个“我”流连于一个自然日的每个时辰,并向读者娓娓讲来,保住了个人的真实性与当事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时的可靠性。这的确是一个孤独的看客在系统地处理——消化——所见所闻,却又不陷入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或人事纠葛之中,外在的人与场景都是被看的对象,是沉默的作陪者,不参与讨论,只充当回音壁和夜光镜。
  这些诗可谓是一种乔装的日记体,从一开始就预想到自身的开放性:它们是写给一般的、并非熟人的读者看的,有一个平均高度的读者形象在写作时现身似的。也可说,他降低了关于这些诗的知音的高度,不是以技法上的多样性来呈现世界兑现于诗中的矫捷,而是尽力避免隐晦的意象或各种躲躲闪闪的隐喻来擒住一首诗本该坦诚显露的皎洁。就是这些场景,就是这些景象,不精心也不惊心,明摆在那里,你我都熟悉,都有这些机缘,现在轮到他上场了,一气呵成似的,就把这些本有其他诗人参与的创作变成了他这本诗集的独特性。读者于是说,他在这个关键时候写了一本“这样的”诗集:这种流连于城市每个角落的诗之眼光从此贴上了黄灿灿的标签,为他所独有。
  这些诗以可供回忆的形式记载了不同时日的自我形象。要么在山顶上,要么在巴士上,要么在凌晨,要么在下午……读一首嵌入了人称“我”的旧作,就一下子看到了两个明确的旧我:一个是携带经历——诗所交代的事件、花絮——的当事人,一个是就坐于桌旁快速记下诗句的“秘书”。如果一个孤独的读者想从中学到化解孤独之法,恐怕是无济于事:这里不贡献关于不孤独的秘诀。但平抑孤独副作用的办法还是隐约存在,比如他告诫读者应正面、积极地看待负面或消极的现象,学会将后者转化为前者。
  这些诗也不加深一个读者的忧愁与幽愤,也不去撕开城市生活或这个商业社会的皮肉,撕开一个口子,让读者看到血淋淋的现实。不是批判地涉足他者的生存及其背后某个臃肿的国家机器,而是包容一切的疲倦与困难,身心上同时寓居着佛祖与基督似的,化解了一切孽障与心结。这是他所理解并严阵以待的“现实主义”题材。夜班工人、小店老板、咖啡店里邂逅的陌生女子、公园里的菲佣、宴会上的一个小孩、巴士上上了年纪的女士……这些社会角色都不是某种显赫的来头,都是随处可见的活生生的现实,他们的出现就像一次预谋,不约而同地得到了同一个救星的援助与点拨似的,极少有人在诗句中抱怨自己的处境,并对诗人提出严正的诉求。这些人似乎都跟已有的生活妥协了,一种智力上的妥协,一次次对生活真谛的依存,由于从这些人身上看不到某种犹豫不决的生活态度,作为事件的见证人之一,他用诗的方式重塑自我的真身。这些诗于是既品尝了人间烟火,又不卷入一种纠缠不休的恩恩怨怨之中,可以说,情感的力量占据了上风,而如何创造一种更富有的生活所需要的种种明智并没有被诗作为关键的素材。
  在他以一个在场者的角色谈论——准确地说,写作时已经在回顾——另一个人时,他所能掌握的信息十分稀少,甚至还根本来不及了解对方的职业和家境,也只能从衣着和表情上快速判断对方有一种怎样的心情,但是,他并不受此限制,在这里,读者确实有必要——也有义务——去比对分析他如何在信息缺乏之际一语中的:他情感生发的端绪在什么地方?他可以由眼前的一个场景突然回想起早先的同一个时段里的另一次邂逅,利用这种经历的重复色彩(可重复性)来谈论一个人的命运。即便是以前后有别的形式来描述这个对象带给他的感受差异不那么起效,他也可以利用这个两次踏入同一条时光河流的他者——他的命运的见证人——来谈论自身的奇遇,毕竟这种时差带有一次补偿属性,就好像上一回有什么情况失察,而这一次再不容错过,他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对自身——无论是灵魂还是肉体——进行一次概述。确实,他很少触及一个他者的一波三折的命运,仿佛在暗示读者一个关键信息:这首诗并未考虑把那个当事人作为第一读者,这样一来,他所假定的读者除了本人之外,就是一个同代人形象,于是,这种诉说的愿望就会因一种受众方面的模糊性而变得并不确切,也就是说,他可能并不需要忠实于他所看到的情况,偶尔,为了照顾到同代人的感受——也即这个系列诗的整体风格——很可能改写实际情形中的某个数目,或者把不同时期的几个镜头叠加在一起,比如他在维多利亚公园躺卧着的菲佣们的身边很可能并不曾走过“第二三趟”。



  一个自我形象与一个标准的诗人形象同步得到了塑造。这些诗竭力地(却又不露声色地)勾画着一个作者的本来面貌,但又因迟迟得不到一个较为得体的轮廓而焦急,仿佛只有靠更多的产量来推动自我定型的进度,读者试想:他在写作中是最想让一首诗中的自画像与上一首诗的肖像完全吻合,还是总期待着在一首新作中找到自画像的另一个元素,与此前的色彩有所区别,从而慢慢凑足一幅圆满的肖像?这是作为一个凡人的体认,从所有社会属性和身份中剔除掉的一个可观的自我,试一试这个人还能怎么生活与观察:这确属一个写作的诀窍,在这本诗集中,一个秘密的减法被用于每一个场景,作为那个从全我中减去的自我——不妨称之为“可观的自我”——成为诗这个秘密试验的作者,而绝大部分自我成为不变的中心,植入生活的喧嚣与汪洋之中,通过他者的躁动与变迁,来省视一个有所缺失的大我如何跟那个客观的自我——“小我”——进行最终的会合。一个小我陆续辨认出大我的碎片,并感激帮助这一协议得以完成的人际风景,于是,在全我的弥合之际——作为风景的自画像呈现眼前——人群的风景也次第绘成。小我重返全我的过程中,人作为风景这一可能性的认识成为这些现代诗韵味十足的有力保障。人的风景或“人是最后的自然界”这一认识渐渐成为诗的拱顶。
  这些诗汇聚在一起,仿佛在宣告一次完成,有一种仪式感,为他的个人形象奉献了饱满的圆弧,把一个心智明朗的自我的疆界往外顶出去,绷紧了的、近乎完美的丝弦不像是即将弹奏新乐章的预言,反而是一次次演奏必将面对的归于沉默这一结局。他几乎消耗完了他的周边环境、他的人海、他的人际关系,每一首诗都是一次——也是一次性的——消耗,幸好这方面的开销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一方面,个人的形象得以凸显,另一方面,一种过渡到一代人形象的悬念正在描绘时代诗人必要的五官。不妨说,他抓住了跃入眼帘的典型,尽管周边情景还可以细分为更多的碎片可供书写,但是作为一个方法论,细分工作已经很有可能步入重复的窘境。
  这些诗更像是投向一个辖区的试验品,去测听某个回音的质地,去了解一个浮华的都市如何才富有生机和诗意。这的确有一种避重就轻的观念在起决定性作用,乃至于读者会认为这是用一组可谓之“轻体诗”的文学作品去发明一个合情合理的时代。必须将他从作为个体的讴歌者(自我的讴歌、对个体性的讴歌)情态中转移到他是时代的巨擘这一公众形象上来,读者对这些诗的终极意义的追寻才会不再显得气喘吁吁。
  也许,这种既定的、越来越明确的风格,他以后不再广泛使用了。读者务必做出这方面的猜测,以区分这些诗完成的两个奠基礼:一个是这是一次可信赖的心声与对他本人而言新颖风格的结合,婚配已经举办,证婚人已完成使命;一个是其他同代诗人可以借道而行,以践行这种题材与风格的结合时许下的诺言。读者谈论这些诗并不一定能直线追踪到他下一次质的飞跃,这些诗几乎是稳定的字块了,不可更改,读者的谈论不是为他好,而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些诗就好像是一个受洗礼要用到的盥洗池,现在他抛舍了它,轮到读者中的一部分人使用了。
  这些诗不是惠特曼所倡导的“自发的,碎片的”写作理念的骤然发生,而是将一些碎片或碎片化的印象吸入一个强力空间,有计划、蓄意地进行碎片前世的复原。它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再造格言或设计优美从句的打算,不着力于句法结构的尽善尽美,而是观察在吸入同一强力空间中的两个事物、两个人之间如何焕发真情,增进彼此的了解。有劝告,有祷告,有通告,有对不可告人的事情的告知,不力图皮开肉绽地看世界,不提倡抽丝剥茧地探察人的阴暗面,这是一个逃开了价值规律或金钱至上论调干扰、主宰的静谧浮世。他把一个个立足未稳的社会角色定格在最能凸显诗意的唯一机会上。他瞅准那人,走向那人,横隔在二人之间的其他事物变成了流动的洪流,惟有二者岿然不动,但是,在一个对视的机会被擒获之后,在他即将触及那人的身体之际,又猛然退却,那些刚刚用来建筑稳固塔基的诗句也尽数抛入飞逝的洪流之中。
  洪荒得到了人情的照耀之后,有了崭新的定义。当他声称“我看见整个人类的形象”时,诗变成了一个关于人体变化、感情酝酿的中介,也即,诗是对各种人际关系与自我形象正在发生骤变的种种际遇随机应变式的装卸。有鉴于这些诗的朴素和平易,在多次重读之外,读者眼前不免浮现出一个替换下那个第一主角的客串演员,他看起来那么熟悉,他引领读者去了解自我的陌生性、非凡性,也正是这一番被替换的情况最有可能发生,读者忍不住赞叹这些诗的作者开启了一次超凡入圣之旅。
  那么,这些诗作为一个理论整体,对特殊读者发出了怎样的邀请?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一个已抛光锃亮的锦盒,也许是中空的,也许是半满的,也许已装不下任何其他的东西了,而面对这三种可能性,他们应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应对作者的——前主人的——吁请。像极了请君入瓮,又似田纳西州那只出名的山顶坛子,或者是一只镂刻着“美是真,真也是美”这条箴言的古瓮。他们能倒出多少东西,取决于他们事先看到里面存有多少东西,或是他们尽其所能已认识到的存量;之后,他们又能装进多少东西——将自己的见解和观念窖藏起来,将自我作为一个增量因素——跟倾倒的数量(或是被从中倾倒出来的熠熠光辉所“倾倒”的次数)紧密相关。
  一位事后惊讶这个锦盒里装着一个世界的读者许是最诚挚的读者。因为他理解了作者的声明:“我经历如此大的痛苦,回顾起来/有一个世界这么大……”。确实很多读者可能被某种欢愉和平静的氛围所化解、所麻痹,以为在这里不再谈及痛苦和哀伤,仿佛它们已经得到了净化,不再构成某种逼人的压力;现在,锦盒里就装着一个世界——世界之一——它等待一个称职的读者去称量,如果这人运气足够好、眼力足够到位,兴许就能发现在某处有一串字符镌刻其中,细细观看,就知道那是一句祷告或一个训令——可它又不显得威严与催逼——那就是曾经让作者受益,而现在轮到所有幸运的读者受惠的一句话:“改变你自己,就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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