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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诗人观念的当代阐释》自序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3-11-26  

《诗人观念的当代阐释》自序



欲起时被肘
  ——杜甫

深知身在情长在
  ——李商隐

当代的人就是那些眼睛被自身时代的黑暗光波击中的人。
  ——吉奥乔·阿甘本

产生一件新艺术作品,成为一个事件,以前的全部艺术作品就同时遭逢了一个新事件。

  ——T.S.艾略特



  “当代”一词往往意味着发生于离现在——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刻——很近的一个事件,是健在的、有活力的作者生命气息寄存的一个时间范畴,也即,在感觉上,它赐予我们一个并不确切的印象:正在发生某事,而我们是见证人,负责记录下来。然而,如果缺乏足够敏捷的反应,“当代”还可能意味着如出一辙的重复性,今夕何夕的模糊性,表明曾经发生的事件和语言褶皱,今日还将如此这般重演,“当代”一说无非是更换了背景的人之常情的永恒演示。
  如果当代之事与前一时期并无不同,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俨然暴露无遗,那么,至少在身临其境的个人身上,在他的表述机制上,还有可能体现出不同之处,这一理性判断恰好是当代诗人奋发工作的意义与尊严所在。生老病死的周期性现象几乎在吞噬人们对当代性的认知热忱,直至损毁当代之人赋予他们所处情境的当代性内涵,把今非昔比的感受上的参差磨平,使得本无隔断的时间轴线不再信任划分为若干个时期的做法而绝对地浑然一体,把人的理智削弱为一种妄想,而自然法则主宰着人们关于时间的认识权限。
  但只要我们努力去思考,仍然有机会从单一状况中摆脱出来,积极赋予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某些特殊意义,这一举措实则有益于恢复我们作为历史中的人的感觉以及我们作为唯一还散发着热气的、活脱脱的时代见证人的感情。于是,我们凝视“当代”(或“当代性”)这个词的举动富有象征意义:我们于此开启了从历史链条中断裂开来的契机,避开了向我们袭来的历史漩涡。同时,在注入“当代”这一观念器皿的成分当中,有无早于这一时间的前当代性特征混入其中,也是我们在思忖“当代”这一关键词时应格外当心与关切的问题。
  事实上,当我们下意识地在一个为我们独占的关键词前添加一个前缀时,这种举措本身就不再是当代性,而被席卷进了早已存在的意识潮流中。也就是说,“前当代性”这一表述如果成立,就意味着我们太想从一个与“当代”不同的处境中摆脱出来的欲望、野心太过强劲而不可能还有另起炉灶、平起平坐的机会。我的建议是,当我们解释(揭示)“当代”时,首先不从它可能存有的一个前身那里寻找入口,而是直言我们的当代性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优先考虑的语言方案各是什么。我们尽量少受些二分法的干扰。或者说,我们工作的重点不是去寻找区别,不是在分野这个理念上逗留,而是在一种看似并无纵向比较和参考物的条件下,发现我们为人处事以及用语言来表述我们的爱憎的种种原则。
  当代性有可能强调一种合乎时宜的做法,只是“合乎时宜”这个要求在很多情况下被曲解为迎合潮流、随波逐流,而为了剔除这一理解上的歧义,聪明的做法就包括在“合乎时宜”前添加一个否定词,也即,一位诗人是不合时宜的,这一心理基础有助于他冷眼审视人间冷暖。不合时宜的立场往往意味着这是少数人才做得到的,也是一次较长时间从集体舞池中的游离。但是,“合乎时宜”还有它在肯定意义层面上的价值,同样对于忠于自己所处时代的诗人有极大的激励作用。一个有趣的假设是,一位前朝遗老如果来看我们的时代万象,他一定要比我们更快地嗅到一些显著的差别,而找出这些差别按照通常的理解,那就是诗人重要的工作内容,由此,基于这一假设,我们会建议诗人通过往后退的方式——抽离于火热的现实生活、慢一拍地接受新事物——来省力地获得一个视角。
  确实,在过去-现在-将来所构成的三极中,“现在”这一极尤为短暂(但另一方面的理解是万事万物只能在“现在”中得以形成和被理解),而当代在很多语境中正好等同于“现在”,这一极缺乏永恒性,刹那间就失之于“过去”那一侧了,“过去”不断从“现在”中汲取养分,增加其数目,而“将来”并不可靠,它许下诺言却从不兑现,于是,一位当代诗人免不了显露出急速向“过去”献殷勤的意愿。比如,要衡量当代艺术品的水平,口头上说交由未来的时间去检验,但行动上服膺于以过去的杰作——它们已经由无数个“现在”检验过——来判别近作质量的意志。所以说,当代性的一个如影随形的特征就是:它的客观尺度最有可能是早期杰出诗人及其杰作。
  当代性的另一个特征是,在当前活着的不同年龄层次的诗人中,他们共享着一个同时性,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年纪不一样、创作经历有别,但是,他们因一息尚存而成为同一时代的人。所以,当我们谈论一位诗人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当代意识”时,很有可能是在谈论活着的作者都知道但还不知道怎么表达的一个对象,只是由这位诗人率先说出来,而不是只有他知道并只有他的表述方式合乎时宜。当代意识并不仅由更具活力的中年人所具备,而是一种由不同阅历、岁数的同行所共享,并共同理解,换言之,当代性特征的实现——从意识到字面——有赖于同一时代的人(同行)注入理解之池沼的杂多合力。而通过某一作品抓住当代性特征的诗人并不是仅仅凭借他的个性来实现这一机缘,他只是被选中了而承担了时代感的幸运儿或发言人。
  按理说,我们已是当代之人,由我们来揭示当代的种种特性最合适不过,但是,这种理所当然的感觉会因揭示的过程——既长且难,甚至会拖拽我们进入过去——中语言上缺乏某种恰如其分的方式而陷入困境:我们这些当代之人竟然不是最佳的解释我们真切处境的候选人。当我们感觉到无力揭示出我们自己的时代特征时,我们会生发出两个附带的反应:其一,看起来我们的后代才是最有缘结识我们所处时代的人选;其二,有鉴于我们对未来作者的期许,我们不免揣度早于我们的作者有可能没完成对他们时代的记录,我们正好有优势去揭示先于我们肉体而在的一个紧邻着的时代,而这种状况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写作中的“当代性”,言下之意,我们所谓的“当代性”很可能针对前一时代的人所未能完成的自我观照的任务,如果这一点有可能成真,那么,我们手握的当代意识也好当代性特征也好,都是有别于我们生活的时代的一些属性,属于他人时代的遗言或轨迹。这对于我们更确切地理解“当代”无疑会构成阻碍。
  一方面是大量的、同时发生的现象,不妨理解为语言材料,另一方面是我们这些同时代诗人对这些现象的记述,对这些语言材料附带感情的捕捉,看起来,前者优先于诗出现,而诗天然地尾随其后(或甘居其后),如果我们不能设法消弭二者之间的时差,就难以窥视“当代”之内蕴。
  很明显,当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说到“当代性”所赋予的使命时,并不代表活在当下的所有诗人的共识,“当代性”并非在一个粗略包蕴了时间长度的名词“当代”之后(之外)随意附加一个“性”之际立即得到了“当代”(或“当代人”、“当代诗人”)的全部底蕴。当代一词并未允诺当代性等价于它。一个最为典型的情况在于,当代诗人中既有耄耋老人也有T.S.艾略特所言的“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人”,这种同处一个术语屋檐下的不同阅历的人群结构极有可能缩减了当代一词赠予“当代性”的礼品清单。换言之,从活在这一时代的诗人中找到某些共性来归属于“当代性”的努力,也仿佛在进行一次次妥协,倒不如从已经离世的某一时期的诗人(一个早于此的文学史阶段)中捕捉当代性的蛛丝马迹来得踏实。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这似乎也说明,要扫描出“当代诗人”的精神轮廓或确立其风格上的统一名称几近于刻舟求剑,因为就在行文之际有的诗人(作为最好的样本之一)离世了,而新生血液又涌现出来(比如一个历练多年终于被发现的中年诗人),观念图谱就显得不确定。如此一来,从整体性上得不到当代诗人的风貌,那是否意味着止步于样本的调查本身就是批评的用武之地?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谁堪当样本呢?要了解到当代诗人的风格特征,批评工作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我的建议包含:其一,锁定与批评者年纪相仿的一小批诗人(而我目前设想的对象是四十岁上下),认定其活力,探索其作品的渊源,审视他们在文以载道的标尺附近怎么发现本分的内秀、怎么逾越严肃的轨道,这一做法实则也映照了文学批评一方的观念样态;其二,除了对当代诗人中的样本予以调查之外,当代诗人的观念还应包含他们对早期杰出诗人的认识,最主要是面临早期杰出诗人的作品,我们有什么话可说?这里考察的当然是两方面的能力:以诗论诗的能力和通过诗学散文来阐幽发微的能力。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问题是,我们在进行文本细读时,将归于“诗学散文”名下的文学批评工作在文体上应有怎样的自觉意识?
  有时文学批评——不妨简称为“散文”——趋附于诗文本以及诗人传记(生平或轶闻)太紧,被引导到要么说好要么说坏的立竿见影的要求中,有时又无法从富有时代气息的引文成癖的局面中抽身而出,有时抓牢的样本只是容易被抓住的(“专拣软柿子捏”)而缺乏对当代最具活力的诗人的发现,也即,在寻找当代诗人中的主流力量时太信赖诗人的名声而忘记了诗本身,导致本由同时代人去勾勒的当代性特征滞留给后一时期的散文去完成。我想,散文在描述文学批评一方的观感同时,还至少承担了三个方面的使命:其一,对散文文体自身可能性的发觉,且不说散文作者只有在眼界或学识方面胜出诗人才有可能赢得言说其精义的权力,散文在执行批评任务时要揽镜自顾,了解本身工作的原理和步骤,以求每一次批评工作都是一次对散文文体的创造与发现;其二,对貌似坚不可摧、晦涩难懂的诗文本的攻掠,散文除了保持自身在文体上的审察之外,还要体贴周到,照顾到那些意在独领时代风骚的诗篇觅得知音的诉求,散文应分辨出当代诗人中的佼佼者,应判断出一位成名已久的诗人是否已气力不逮,简言之,散文肩负着一个指出诗人是否存在名不副实之情况的使命,也就是分类与甄选,列出时代清单;其三,对早期诗篇的重新解读,尤其是旧体诗的重新认识,往往可以为当代诗人观念体系赢得尊严,也为理解过去时代的当代性提供一个响当当的回答,此其一,另一方面,对于耳熟能详的诗篇,那些看似意思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已经屡屡被引述与阐释的诗篇,散文应有矫捷的姿态再度探囊取物,以兑现诗与散文互动的复杂关系中永无宁日的先知预言。
  如果一位散文作者碰巧也自认为他的诗写得比散文还要好,那么,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哪怕他只是在谈论他人的作品,哪怕他谈论的是一些距今已有千年的诗篇,他作为当代诗人的观念与他的散文观念就混同一体,这时,我们可能会看出:当代诗人观念既有属于诗的,又有属于散文的,而一经散文艰苦卓绝的努力,早期的、近代的、同一时期的诗以及诗人都统一为这位活在我们当中的散文作者的观念,而他所承载的种种观念,不论是来自新诗创作进程的,还是从其散文写作中积累而成的,就是我们当代诗人的观念(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会牢记这一点:在谈论当代诗人观念这一重要问题时,合乎时宜的散文这一文体功不可没,也只有依存于散文的无限可能,依托于散文文本,我们关于这个时代的种种认识(这最好由诗来完成),才有一个观念上的总结,才有一个对认识的反思,而关于散文中蕴含的各种观念(既有诗的,也有散文的),除了提供一些足以反馈给诗人的慰藉之外,也暗含了一个吁求:对散文的反思——认识的认识的认识——已摆在散文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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