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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正义的反刍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6-10-03  

正义的反刍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老子

览盈虚之正义,知顽素之迷惑。
  ——曹植

穷年忧黎元
  ——杜甫

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好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
  ——约翰·罗尔斯

对我们命运未来的统治者,应该先不去问他的外交政策方针是什么,而去问他对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持什么态度。
  ——约瑟夫·布罗茨基




  稍不小心,作为活在当下的诗人,我们突然感觉到时代特征从我们的作品中消失了:一方面,我们跟不上、说不来当代政治生活的进程,政治活动不再是诗的主题,而越来越像一道模糊的、乃至压制诗之活力的背景;另一方面,我们摸不透诗学演进的近况,或者说,我们对这种诗学的公义丧失了兴趣和信心,已经兼顾不了因时制宜的诗。当我们中的几个人在一个机缘凑巧的场合被引入“诗歌正义”这样的主题讨论时,就不得不从创作的个人私密状态中挣脱出来,从各个角度概述置身于这样的主题氛围该做如何感想。我们的第一感觉可能是,像“正义”这样的话题明显地粘连着政治哲学的气流,是一块硬骨头,考问着当代诗人内心深处到底有怎样的英雄气概。
  首先,诗,应/能体现出对正义/不义的思考,去正义的世界中寻找主题,优容地讨论“正义”(正义兑现为诗中正义,可谈可写的一部分),本身也符合正义是其所是的诉求,而且,创作时诗人恰好富有正义感:这将是一首正义凛然的诗。这里存有对诗与正义的关系多样性的探察,也正是对这些关系的取舍,会让我们谈兴正浓之际错失了其他的正义措施。对于诗人来说,侧重点依然在诗这一边,我们观察着正义闯入诗的床褥之后诗的表现到底如何:诗,经得起正义的诱惑或折腾吗?我们中耿直的诗人紧接着会自问:当代之诗如何不辜负当代之事?内心深处饱含着对古典诗人的钦佩:他们恰切地书写过诗的正义。正义并非头一次来到诗中,按理说,应对之策早就在早期杰出诗人那里得到了解决,可为何今天我们还要再一次讨论它呢?不是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是当代诗人受到了正义的诱惑,想字正腔圆地为自身能力去正名。正义只是一个碰巧要讨论的对象/托词,诗无非是再一次阐明自己有能力来承载这样的讨论,就像我们也曾不厌其烦地讨论真、善、美。
  其次,一首诗并未着重于正义的主题探讨,本意不在正义的角度上,但读者中的一部分人领受到其中正义的启示及力量,并讴歌这首正义之诗。有直接面对正义的诗,以之为诗的正义,也有无心插柳的正义之诗,读者强烈感受到诗句背后那个作者的正义感,还有对诗的解读中,因屡见正义的缺乏,读者很好奇诗为何不一瞥正义之所在,于是,宁肯置真善美之类的主题于不顾,而专挑诗与正义的邂逅来谈。一首正义之诗的落实,方可了却一桩夙愿,而实际情况正如此,如果我们屡屡谈及“诗歌正义”而一直未得一首满意的正义之诗,那么,这就是一桩空谈,谈得再好,也难以弥补我们发现某物之能力的破绽。同时,古有正义之诗,执子之手,我们现在还想有品格相当的当代正义之诗与之媲美,这将成为缭绕不散的欲念,美其名曰:这是当代诗人的雄心。
  再次,一首正义之诗首先是/符合好诗的尺度,是无数诗人心目中公正的裁判,由它分出了诗中的等级,而高下之分也是正义的要领。正义溜进我们的诗中,并非时髦之举,也不见得让当代诗有了鎏金效果,我们当这是寻常现象,毕竟这不是至高之神的显灵。那么,何谓正义呢?种种答复的平等视之,算不算正义的一种理解姿态?诗,确有品味纯正之途,笔走偏锋未尝不可,但终究不合正义/真意。“温柔敦厚”正是对诗之正义的正解,而诗圣杜甫逾千首诗的的确确为民族语言的运用做出了正途的示范。去人杰诗集中寻找正义之诗总有收获,诠释起来也相当给力。对于当代诗人来说,欲求“正义”的波光粼粼,首先就得理解透“温柔敦厚”的实在内蕴,以及杜甫是怎么变成了正义的大海的。
  最后,诗成为正义的诉求,正义力图觅得一件熠熠生辉的征衣,而这件征衣就是诗,人们渴望得到甘露一般,渴望得到一首正义之诗。如果说诗去求得正义,还算不上一心一意(毕竟真善美也在所求之列),那么,正义反过来求助诗,则更合诗的苦心孤诣:正义的实现更需行动,寻觅人间的“无知之幕”,即便一份行动纲领也更像正义之举,而现在,正义有求于诗,就好像幽囚之王指望一字师化解困局,眼高手低,难免希望落空,这里存在两种历史——正义的历史与诗的历史——看起来,赓续得体的是诗史,简言之,诗的历史源远流长,体量远大于正义;正义有其最佳实现的场合,而眼下来到诗的檐下,那有所求的样子会不会干扰诗追求自身最佳状态的进度?
  在对“正义”进行精心的探讨之际,我们也要注意到:富有正义感的诗人并非只写正义之诗,也不一定能处理好诗之正义。而正义也可以指纯诗之正义,致力于诗的更高品格的完善,并不是单指诗作为正义的化身去喝叱蠢事的发生。很多情况下,对于富有正义感的诗人来说,正义,作为一种需求,是对一首印象极深的正义之诗的仿写,不再是青翠欲滴的正义初生,而是正义之讲义的反刍。诗人对正义的思考可以在两个层面展开:其一,他的社会实践如何脚踏正义的土壤?其二,他的诗怎样做才不会对正义主题犯怵?
  正义其实早已在诗中得到过良好的款待,当我们再度谈论它与诗的关系时,稳妥之举就是重读这些早期杰作,可为什么今日之诗人谈论时,似乎还有一点情不自禁,觉得能力上有所亏欠,概言之,我们写不出闻名遐迩的正义之诗,而诗中的正义成分正在褪色而不能自制?是不是今日诗人已不是士大夫这个主流阶层的缘故:诗人已毫无回旋余地地被政治舞台甩开了,仅仅是那偌大星球的袅袅光晕?抑或是,政治精英已经瞧不起诗的教化?今时不同往昔之慨,更加重了当代诗人的伤感。而从策略层面上看,诗人参与正义纲领的制定、介入到正义行动中去,最为实在具体的工作依然是他的本职:写一首诗!而对正义之诗的强烈呼吁,往往还意味着时代顽症已把一根挺拔指针变成了弯针,迷失了方向,一根渔利的钓钩置入人海,产生了多少“坏诗”!正义的舌根之意就包括对“坏诗”的疏远与戒备,也就包含了我们对谈论正义首先就是对不义的批评这个条件反射。
  现在的诗也不是觐见贵族的门条,更不是治国的谏言,而普世大众也并不待见诗,诗的正义于是像不断倾倒的水团,掷地有声,但算不上泼洒了一地的黄金,怎么收拾,轮不到王者与大众,但越发像是交付亡灵的一个新梦。我们现在要做正义的发声更像是一种预言、一个态度,既作为对一个社会事件的事后反应,以诗的名义表态,变作茫茫舆论之中一个平等/中等的声音,又力图脱离情境分析而重铸民族语言之鼎,对正义的全新诠释交付诗史这顶轿子,告知日后的诗人今时添加过怎样的薪火/脚力。
  邪不压正的训言也怂恿着我们乘坐正义的翅膀。虽不能张贴于人声鼎沸之处,教化民众,或抵达庙堂,启蒙君王,当代诗中的正义之诗首先是慎独的产物,率先达成一种自我教化或小圈子的惺惺相惜也无妨,存放于世,有福者得之,无福者自求多福。诗的正义与诗人的正义严丝合缝,相互借鉴,促成饱满的正义之诗。而一首正义之诗臻于化境,自然不逊色于至纯至刚之诗,在诗合集之中,沙沙作响,为正义做最得体的立言命名。
  如果我们认为在诗以外有正义/不义之事的发生,所谓正义在诗外,于是,我们开始在诗中复述它的性质、境况与意义,正义成为诗中之物,那么,我们怎么来评价自己的工作呢?这个诗中正义是否只是一个影子,是对诗外正义的模仿?外部有正义,我们把它搬到诗中去,是打算为诗添光彩,还是利用诗这个载体保存一下稍纵即逝的正义之物呢?我们在诗中所谈论的“正义”是否赶不上外部正义的演化?正义一部分在广场上,一部分在树上,一部分在飞鸟的嗉囊里,现在,还有一部分在诗中!要知道,坏诗之中也有正义之声的回荡(就像好人总是在正义之诗的写作中屡屡失败),我们如何兼而有之:这既是一首涉及正义的诗,也是一首好诗?
  如果我们不能向政治哲学或伦理学取经,对正义的理解出现分歧,那么,正义的形象将遍地开花:有的诗为社会上的不平而鸣,成为一传十十传百的代言人,非要填补这个价值洼地不可,有的诗精确计算得失,体察民情,仁义兼备,从而仁慈体恤也混入正义的范畴,有的诗鞭挞时政,偏居一隅也慷慨大义,指明蝼蚁之穴,道破蛀虫所在,即便有损好诗的标准也在所不惜,有的诗微言大义,本来只是介绍一人与一个小动物的偶然关系,而引发关键读者的同仇敌忾,成为脱离初衷的弦外之音,被当作正义的范例……不知不觉,我们都混淆了正义与仁慈/至善的关系,往正义之槽注入的食料越来越多,却总喂养不出诗中骏马。
  当我们想通过诗为正义尽可能多做一些事却收效甚微时,就不难区分诗所促成的正义与所表述的正义。作为任何时期的诗人,难以释怀的都是他不能一举成为现实主义主张的介入社会阴暗面的完美诗人,外部的不义、不堪、不忍、不适优先地要求诗人予以陈述,倘若做不到,诗就难免蒙冤,被一则津津乐道的街谈巷议/电视新闻调查所不齿,诗人做不到被替换为诗做不到,情何以堪?所以说,在分担揭示真相、解释是非的文化使命时,诗人首先要做好的就是正义的表述问题。正义与不义从无新意,日复一日在芸芸众生之间演出,倘若一位哲学教授以《正义论》一言概之,而诗人束手无策,左支右绌,拿不出像样的作品来,岂不糟蹋了诗的尊严?
  表述之难之后,还有促成之难:诗能不能成为正义的化身?正义因诗而长存,正义之事内化为正义之诗。由于诗的声张,正义的附加值发生了递增,于是,我们采信了诗在应对正义之事时并不仓促的说法。正义作为实践的对象之后,需要同等质量的言说,而诗是可信赖的方式之一,并且在言说的对象与思想的对象之间演变,诗确实起得到助推的效果,也就是说,从表述的任务完成之后,正义之事、之名还将演进为思想的对象,在这个进程中,诗能起到促进作用。诗在处理正义之事时既可以一逞思辨的活力,一一罗列正义的分寸,又可以依托比兴手法,为读者理解正义的轮廓提供醒目的灼灼其华。
  正义已经在外部不间断发生,即便某地暂时缺失,也不妨碍就近衍生对正义的思考,可是,谁还需要诗之正义呢?这仿佛是小一寸的免冠照,比不上旷野里的写真集。诗的牙齿咀嚼着正义的骨头——对正义之诗的不懈创作是变着花样来挖掘诗人自身的潜能,亦是一份沉甸甸的妥善的自我赞歌。所谓正义之人写正义之诗行正义之事,表里如一也。正义是易碎品,在捧着举着移居诗中的过程中,不致颠簸变形,诗人要预防出现明显的失当,就好像一个正义的人不因搬一次家而从此居心叵测。正义存在于旷野或社区,已不同于诗中正义,这就是诗人不懈奋写的本意所在,即使不能促成更丰腴的正义的产生,但至少能够在诗中保留正义的一席之地,为日后苦苦寻觅的人们保留一点希冀。
  在创作时,正义往往等同于正义感,变成一种感觉,我们通过读者对阅读一首诗的反应程度来判断正义被把握到什么程度。并不追求一个确切的定义,也不必听到一首诗战胜了邪恶才真正感到了正义的确凿存在。我们觉得自己写作时富有正义感而不是敷衍了事,这就够了,正义就洋溢在我们的身边。正义之事在修辞机制的运作中会很容易转变成一个关于正义的感觉,充其量是一个更丰满的感觉体系而已,这既是字面意义上不可避免的正义的变形,也是诗人更乐于在正义的描摹时予以抽象化的愿望所致。正义兑现为义正词严,感觉上虽有什么信息的丢失,但通过这些词句笼络的关系,我们找到了必要的平衡,主观上我们也不认为依葫芦画瓢式的正义的仿写比我们作为创作主体对正义进行表述时的延展/衍义做法更为重要。我们乐见自己对正义动了手脚。
  并不是在每一次主题探讨时,正义都会光顾我们的键盘,我们总有写不好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黯淡无光的时刻,可称之为次要的诗孕育的时刻。正义本来要导向一个公平、平等的机缘,但这种对平等观念的期许时时落空。次要的诗对应着次要的诗人。我们信誓旦旦,朝向正义的方向掘进,然而,到头来,得到的是矮人一截的、甚至有点气虚的诗。此刻,正义在这样的诗中过得滋润吗?如果说正义先由外而里,之后须得借助诗的翅膀再度飞出诗之里屋,那时,正义应更加惬意而自在才对,可现在它陷在坏诗的坑道中,崴了脚似的,别提对读者/民众的交待与启迪,这会儿要先考虑到如何对次要的诗人进行补偿。正义确实包含了可学之处,能让次要诗人提升诗艺时有章可循,这就是正义之诗默默提供给诗人共同体的一个自给自足措施:写好一首正义之诗可以分几步走,又可以在哪里找到示范之作?简言之,正义之诗其实蕴含着对能力不及的诗人的同情,宽宏大量,慈悲为怀。而且,诗之正义的底线就包括一个必要的共同意识:写好一首诗(坏诗无正义)。
  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不是所有的诗或诗人都适合谈论“正义”。对正义的讨论,哪怕是对现实发生的情况做一次表述(而不必抒发自己的深度认识),必然会导致一部分参与者拖后腿、气喘吁吁。可见,这里,在圆桌会上,也存在所谓的“程序的正义”:我们在选择正义作为一个被谈论之物时,务必照顾到入门须知的设定。其实,也就是不能因你会侃侃而谈,谈到了点子上,而慢待其他貌似笨拙的诗。我们要懂得适度地在诗中谈论正义,毕竟正义不是诗的囊中之物,也不是唯一的包袱/抱负,当一位诗人冷漠于正义之诗的讨论时,我们这些正在吐纳之人不必油然而生一种优越感,而这正是正义的告诫。我们不能在热切谈论/表述正义的同时,悄无声息地损伤正义的筋骨,对我们所谓的义举中可能包含着的不义熟视无睹。一首谈论正义的诗不能利索地判定为优于一首志在隐逸的诗。正义作为一个谈论的对象、机会,不是以击毁其他可资谈论之物为代价。
  我们对正义的关切,首先是对我们关切某个对象的能力的观察,而这一次选择了“正义”,实际上也是诗的善性所允许的,在我看来,正义的讨论如果有一个范畴,那就是真善美这个立体模型中善的规定。谈论正义,对于正义感的培养与呵护是有帮助的,而且对于诗的弹性与敏感也有建设作用,在廓清正义与不义的形象同时,诗积极帮助诗人达成自我安慰与圆满,完成对自身之恶的苛刻审视。以诗的名义发出正义之声,这已大不同于一个公民在广场上的振臂一呼,这是诗人对正义所要求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回应,这就是行动。诗的善性空间造就了诗人自我调整的优裕机会,当有人拍打诗人的门板要求他参加时代的正义行动时,他可以按住狂飙之心,不必破茧而出,而是以人群之中必然要有的诗人形象,冷静而独立地完成正义的演练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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