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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乡愁的解决——我读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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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1-08-23  

乡愁的解决——我读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实际情况即便是欲哭无泪,但落实到写作上仍然可以是喜极而泣:“涕泪满衣裳”不再是力图证明一个当事人泪腺的发达,也非用来显示它比涕泪满腮还要情义饱满——它只是一种发明自我形象的惯用方式而已。比之于听到佳音之际采取其他姿态,它显得更为方便,是对耳生事物最及时的反应。又如《滟滪》中所言“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也不是经过亲手触摸式的考证得出的结论:把别人写成“泪满襟”,跟写自己“涕泪满衣裳”,实际上都是一种图方便的传统习性在起作用,似乎作者无需在这个立场保持修辞的警惕,也不担心话说得太满而引起语义喝倒彩。
  当然,对今天诗人最有吸引力的是:他为何涕泪?在时事与个人情感之间所建立起的依赖关系,在现今的写作中是否已经削弱,或者出现了不可名状的变形?一位听闻千里之外发生巨大自然灾害的当代诗人,如果只限于“涕泪满衣裳”的告白,恐怕对不住失去的生命,也不合时兴的审美标准。他不仅要为自己的感官负责,也要为随之而来的读者奉献修辞的苦涩,简言之,当代诗人陷入了一种信任危机之中,尽管并不明显:他必须向读者表明在面临某种人类普遍的苦难时,他的情感世界是开放的、真切的,进一步的想法是,他还应充当倾诉情愫的代言人。
  然而,灾难的报道已经从其他强势媒体开始,诗几乎占不到半点便宜。看起来,人们对诗的要求发生了剧变,或可说,诗服务于时事的方式已悄然变迁。许多重大事件已不再是头一回取道于诗,而是通过电视、数码相机等电子媒介反复呈现,轮到一位诗人坐而论道时,也不再是记录“初闻”的个人反应——属于他本人的感受早已变得不纯净了,他对他人的灾难的反应已经混杂着他的朋友们的看法。他不再是他的本能反应的载体。更为可能的是,频繁报道的事件稀释了个人的感受力,乃至于一位诗人乍听某个悲惨事件或惊人喜讯时,已不能及时地涕泪沾衣了:他还要等等看,等看更多的、更确切的相关消息,以保证自己处于一个有利的舆论方向上。
  遏制诗人及时做出反应的力量还包括新媒体较之于诗更为用力、更具优势。如果观众需要看到一张老泪纵横的脸庞或热泪盈眶的脸颊,它们会第一时间就找到它,应有尽有,在这种角逐活动中,诗很可能被逼无奈,采取激进的措施来决一高下:于是,不再流于表面地叙述涕泪的反应,它务求更为独特的表情,以便在与其他媒体的竞赛中攫取某一不可替代性。如此一来,诗就鼓足干劲去寻觅赖以自足的非凡场所,沉浸在发展自身特色的辛勤劳作之中,而不能恢复到直言涕泪就能有个交代的局面中了。
  但要找到某种独一无二性、排他性,并且不失之于畸形发展,就需要重新审视宏大事件与个人反应的利害关系:散发着公共色彩的重大事件如何跟个人的命运产生可信的、可支配的联系,这是摆在当代诗人面前的重大考验。我们所经历的所谓重大事件多乎其多,但很多场合上,它们个个与个人无关,导致这个人清空自我的私利,变成了一个随着大众喝彩声空转的空心人。假设中国首次实现了登月计划,这件喜讯如果被描述成导致一位诗人涕泪满衣裳的起因,其可信度是较低的,除非还存在其他的主导因素,比如,他跟朋友打了一个下注颇大的赌、他的父亲一生都在参与研发登月技术、他是一位反登月计划的嫦娥迷。换言之,如今要在诗中传递出有关首次实现登月计划的讯息,诗所能采取的手段可谓捉襟见肘,也许,不少诗人之所以写得下去,仅仅因为这是在写有关月亮的诗:月亮,作为诗人的一种丰富阅历,可以保证诗人师出有名。也正是在此类题材的塑造上存在种种困难,当代诗人终于发现在涉足时事的领域时,数百年前的写作经验不可随手拈来:说到底,在面临非个人的公共题材时,激发他情感的机制要么脂肪太多,行动不便,要么骨瘦如柴,弱不禁风。
  如果一位知名人士断言:中国人登月之后,写诗是可敬的。我们应如何来应付这一言论中丛生的各种瓜葛?至少有三个角度值得注意:其一,这种语句结构是首次出现,还是对其他类似早期断言的模仿?其二,“之后”所预示的临界点意味着什么?人群为何对一个貌似寻常的时点如此感兴趣,非得刮擦出时代的火花不可?那么,“之前”又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对于某一特定时间的敏感反应,我们还有怎样的造句方式可用?其三,“写诗”能否替换为“演奏”、“绘画”、“做爱”、“种田”?
  在收复蓟北的传闻到来之前,写诗会不会令人斜视:它是一种值得尊敬的行动方式吗?诗写得好与不好,在干扰他人利益方面会体现出不同的情况吗?即便是诗坛对某地区沦陷表示一种综合意见,而发表统一的声明:停止写作!也不能妨碍一位诗人奉行例外原则:此君不会因写一首诗名誉扫地。在处理写作与写作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时,他既有办法避免伤害群组的利益,也能证明诗的无辜,换言之,任何在二者之间放下的警示牌,都需要另一张介绍信,来说情。
  当一位乡党跑过来告诉他,“蓟北收复了”,并兴奋地提醒他该写一首诗来庆贺时,他会否立即感觉到诗收到了沉甸甸的礼物:确实有必要满足读者的需要,除了诗,其他的记述都显得瘦骨嶙峋、孤零零。但是,当他写到“涕泪满衣裳”而事实上他充其量也只是眼里噙着泪花而已,这一夸饰会不会引起这位老乡的不满?即便是二人哭成泪人,这位第一读者会不会觉得直言涕泪满襟有点乏味,从而督促诗人设法输入额外的表情?
  也许,这位第一读者正好是作者的妻子。她能体谅丈夫瞒报实情而迁就修辞,她知道涕泪作为一种情感的反应,首先是为了从时事的漫无边际状态中过渡到个人世界中来:“涕泪”确属社会与家庭之间搭建的合乎道义的阶梯。而从句式上看,紧接着,也方便“愁”与“喜”登台联袂演出。也许,当夜妻子正在打点行装,而丈夫还在构思更稳妥的颈联,这时,诗人从已经消退的时间洪流中搜寻着“初闻”刹那的一举一动:他的悲苦、欢喜、谨慎、放达都是此刻克制的自我对多个形貌的采撷。
  “喜欲狂”与“泪满衣”的形象取自同一个镜框似的,他不免为自己所摘取的这几个可能失信于人的镜头而担心。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在诗句中依次展露的多个镜头存在某种时序性,这一秩序可以为快人快语提供托词:读者不致责怪他停留在过于夸张的自画像中,而是顺从他连锁反应的几个步骤,去窥探修辞是如何在逼仄的空间里迂回运动的。读者并不怀疑他破涕为笑的逻辑,也即“还乡”由幻想变成现实确实能增加感情的落差,从而为诗句中的几条支流的汇合提供了理由。随着“还乡”的可能性骤然增大,这首诗的归宿感也就越发令人置信:“还乡”唤醒了麻木不仁的读者,并开始设想当事人的涕泪满衣裳也许确有其事,现在,这首诗走到这一步已经浑然一体,找到了理想的归宿——在紧凑的一连串自我形象叠加效果中,诗渐渐变化为一幅广阔的人生地图。
  “还乡”的预算要比还乡这项行动本身更刺激人。还乡,包含着对一种非常态生活的纠正,它决意要恢复到一种早先的生活情态之中去。但是,真正回到以前的生存空间,并不能抹平岁月的皱褶,应当说,回到一个既定的空间中去已得不到时间老人的配合,其中依然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但眼下观之,所幸能把握的是一种还乡的强烈欲求。这是一种真切的愿望,是诗的种苗。他愿意在这种可知的情感中表露决心。
  妻子作为第一读者伫立一旁,多多少少也施予了一种质疑的声音:真的要“还乡”吗?是明日就动身,还是再等硝烟灭绝与尘埃落定?“还乡”作为这首诗的主旨,不显眼地陷入了窘境:在潇洒的对仗中,它刚刚打了翻身仗,也是它使得被收复的“蓟北”变成一个合乎个人利益的地域名词,但是,在最后关头,他是打算展示归宿的好处呢,还是由个人还乡这一情景扩延至对当前时局的思忖?在“还乡”伸出颈项之际,这首诗快速地陷入了一次停顿:两股力量夹击着他——诉说还乡的意义与削弱乡愁对一首诗的控制欲。他选择了一条中性道路:在语速上加快节奏,覆盖他刚刚的迟疑,给这首诗最后安上一对翅翼,可谓灵光一闪地,他在夹道中找到了最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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